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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晴耕雨读 扎根乡村

归档日期:06-22       文本归类:八景乡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韩少功,1953年出生,湖南长沙人,著名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代表作《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21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均产生了不小反响。曾获鲁迅文学奖、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5月1日,天津春季书展期间,韩少功来到天津,与读者进行深入交流,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披着一件麻质面料的中式外衣,神态从容,说话语速很快,有几分农民本色,不经意间又流露出文化精英内在的气质。谈起文学,他依然保持着新锐的姿态。“文体的探索是我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我是不太喜欢重复自己的,希望每次都有新的挑战性的东西,这样写的过程会有意思一些。”“作为一个写作人,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的性格、气质、情感、命运。”

  在当代文学史上,韩少功是“寻根文学”代表人物。1968年,16岁的韩少功主动要求跟同学一起上山下乡,从长沙到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知青点插队落户,三天后即后悔。因为能写东西,6年后,他被调到县文化馆。

  1984年12月12日,包括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韩少功、陈村、李陀、吴亮、陈思和等人在内的三十多位当时最活跃的作家、评论家,在杭州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讨论小说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杭州会议”,在讨论发言的基础上,韩少功写出了《文学的根》一文,发表后引起全国文化界、知识界的热烈讨论。很多作家以文学作品来与之呼应,贾平凹写了《商州》等一系列作品,李杭育写了大量关于浙江的作品,王安忆则以她知青的经历为依托,写村庄,也写上海。批评界把这一批作品都贴上了“寻根文学”的标签。

  韩少功曾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文联主席的职务,很长一段时间,他属于“政务繁忙”的作家。2011年2月,他获准卸任海南省文联主席、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两职,无官一身轻,之后,他在汨罗县八景乡的村里建起了一幢小楼,这里距他当年插队的知青点只有二十多公里。小小的半岛三面环水,曲径通幽,门前两棵树,一棵杨梅,一棵桂花,小楼木窗木门,庭院里种着一小片橘树,后院的篱笆里种着菜。

  一年中,韩少功和老伴有半年住在海南的城市,另外半年住在湖南汨罗乡下。他显然更适应、也更热爱乡村生活。韩少功这样描述他的“世外桃源”:“被氧气呛倒不负责,矿泉水冲厕所不收费,吃不到地沟油别找麻烦。”他和老伴在这里种菜、种树、养鸡,旱了要抗旱,涝了要排涝,经常忙不过来。“我一般是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之前睡觉,就像一个乡下人一样。”农活不多的时候,他就读书、上网、写作,串门聊天。这是一种新时代的晴耕雨读。他伸出右手,我看到他的掌心,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手掌上有一块暗红色的印记,那是握镰刀磨出的血泡。“你看我这个手指,刚刚揭下创可贴,割草的时候割破的。”

  在韩少功看来,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上富裕了,生产工具、生活水准、交通条件等各个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农村的建筑、饮食也都有明显的变化。“以前的山村里很闭塞,现在我可以宽带上网,同城市里的感觉一样。”但是,当年的乡村社会结构也趋于解体,青年人大都出外打工,村里缺乏活力,乡村文化处于凋敝中。

  “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国家,有漫长的农耕文明史,眼下还有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居住在乡村,因此,一个不了解中国农村的人,很难说他了解中国。”正是因为半年城市、半年乡村的生活状态,使韩少功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科技文明之间的交叉点,可以说,他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找到并坚守住了了自己的根。

  记者:“寻根文学”是因为您的一篇文章《文学的根》而来,这也是当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当事人,您能否再谈一谈这件事?

  韩少功:“寻根文学”当时引起大范围的讨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被很多批评家、记者描述成了一个文学寻根运动,形成了一个文学寻根的流派。我认为他们有权力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流派,这个说法是稍微有点粗糙的,因为文学史不是“团体赛”的历史,不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学的根”是我考虑的文学问题之一,在那篇文章中,我谈了根,也谈了树叶,也谈了开花结果,但是那些都不算,人家就抓住我谈的这个“根”加以放大,搞出了一个流派,跟我的本意有一点点距离。当然我不是理论家,我不会掺和这种事情,而且在理论家那里,作家说了也不算数,所谓有一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很多文学的教科书上都这么谈下来,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尊重人家的发言权。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活得比较纯洁,人际关系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回忆起来总会觉得很温暖。80年代的文学也非常繁荣,您如何评价那种繁荣?

  韩少功:80年代的文学是井喷式的,这种繁荣夹杂了一种“补课”的成分,因为在那之前,文学活动被阻断了十年,是一种合理的反弹。还有一个原因是,一批国外文学思潮及作品突然大规模引入中国,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这几个因素凑在一块儿,造成了特殊时期特别的繁荣。那么到了今天,原来“补课”的因素已经消耗完毕,独立的、有原创性的、回应我们当代精神的文学创作的难度在加大,需要原创的力量来完成对当下中国社会人生的写作,交出这个时代独有的答案,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记者:当年您除了自己写小说,还率先把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影响了很多作家。这一点也是您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

  韩少功:米兰·昆德拉在国际文坛到底处于什么地位,这是有争议的,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当时我翻译他的小说,是想给我们中国人一种思考和借鉴,当然他在文体创作上有特点,例如片段体的写作手法,也对我们的写作有所启发。如果我们不了解他,是我们的遗憾,但他也不是灵丹妙药,不是我们的楷模。认识他的作品,是在我们放开眼界、吸收世界文化成果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其实我本身不是做翻译的,只是当时昆德拉用捷克语写作,中国捷克语的翻译太少,我是通过英文转译的,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有通过法文转译的。当时我的翻译完成后,因为大家都不了解,我把翻译稿给了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所以无论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好文学。

  记者:曾经的插队经历是您文学创作的重要经验来源,进入新世纪后您依然持续知青叙事的语境,创作了《日夜书》等作品,您如何看待这种延续?

  韩少功:最开始写知青的作家都是“伤痕文学”的写法,我也写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承上启下,又横跨两个空间,右腿在农村,左腿在城市。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个历史和社会的信息高含量群体,在写作领域应该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有人说“知青文学”过时了,恐怕说得太过简单。汉朝、唐朝、明朝、民国的故事还在讲。一个二战题材,可能以后还有一大堆相关的电影可以拍,甚至可以拍得更好。关键是,老题材能否写出新内容和新形式,能否对接后人的人生经验和心理需求。

  韩少功:最开始只是想逃避城市里的应酬和会议,到那里以后,我发现可以更多地接触自然,参与劳动,与文学圈以外的群体打交道,也是一种很爽的活法。都市生活从好的方面来说,机会多,财富多,信息多,但也有很不人性化的地方,比如把人和自然分隔得太远,生活节奏过于紧张,生活成本太高。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放假就要开着车跑到山南海北?因为人缺了这个,就会很想念这个。相比之下,我在乡下每天与植物打打交道,与动物打打交道,与山川日月打打交道,其实是有点奢侈的。我喜欢这里的青山绿水,能够讲一口当地土话,与当地人沟通很方便。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实现自然与文明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这是更符合人性的生活。面对强大丰富的自然,人渺小得就像一粒尘埃。

  记者:半年生活在海南的城市,半年生活在湖南的乡下,这种状态您觉得最重要的益处是什么?

  韩少功:有一个好处,就是日子不断有新鲜感,然后对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有一种对比的参照,比方说我了解城市,对我了解农村是有作用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我是左眼看城,右眼看乡,双管齐下,对我了解中国社会国情,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有好处。人永远需要一种有情有义的价值方向,需要有意义的、有趣味的生活,否则就是空洞乏味的生活。

  韩少功:我妻子是我当年一起下乡的同学,也有农村生活经验。她喜欢安静,喜欢大自然,特别支持我回到农村。我这个人没有深谋远虑,只是顺其自然。

  韩少功:文学对有些作家来说就是跑马拉松,从开局到中场,一直到终盘,遇到的各种情况都不一样。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经验是蛮充沛的,有东西可写,到了一定的时候,光是写个人的生活经验就会产生重复感。比如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前三本书写童年,到第五本书还在写自己的童年。所以作家需要改变自己,需要充电,需要补充生活经验。而对一个中年作家来说,你的生活经验不再是最重要的元素,你需要的是靠修养、学识来使自己作品的品质有新的提升,这个挑战也是蛮大的。一个作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段,面对读者的要求,会有他的挑战和压力,需要以自身的敏感和得力的措施来加以应对。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评论家和读者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特别是《马桥词典》发表之后争议很多,您如何看待争议?

  韩少功:争议不要害怕,没有争议才可怕。曾经有一个西方作家说,如果一个作品问世后一片叫好,它可能不成功;如果是一片谩骂,它肯定不成功;如果是一半骂一半叫好,那么这个作品可能就会成功。

  韩少功:写作时我基本是状态所致,这个状态什么时候来,要靠自己慢慢积累,靠自我培育。我觉得最健康的写作和谈恋爱的状态是一样的,你和你的题材产生了感情,你对你写作的对象产生了感情,你会孜孜不倦地去研究、去体会,同悲同喜,这样你的写作就会产生一种火花。所以我是反对那种状态没来就硬逼着自己写作,为了保持一定的规模,为了保证社会能见度,不断有作品发表,但实际那种写作就不是恋爱了,是强作欢颜,虚情假意。作为我们这样从事这个工作多年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作者完全没有感受,虚报产量,虚构规模,是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作品。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又不用靠写作吃饭,所以尽量保持一种健康的写作比较好。

  韩少功:说不上哪部作品。儿女生了一堆,手心手背都是肉。有一类作品是自己觉得写得特别有快感,玩技术,就像一个杂技演员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会特别有成就感;有些作品不一定有多高的技术含量,但同样念念不忘,特别是那种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事情,某些刻骨铭心的感受的喷发,也都是会很珍惜的。

  韩少功:还是要看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像母鸡下蛋,状态来了自然要下,不下也不行,但是没有蛋的时候强行下,也不那么合理。我一般是四五年会写一个长的东西,前面需要三四年的积累。我的产量不算高也不算低,处于一种恒稳的状态,集中在一个时段,也有写成半成品写不下去的,搁十几年,重新拿回来写。如果有一种愉快的心情和关切的愿望,自然能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也能产生很多想象。这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生活态度的问题。

  韩少功:我觉得每代人都可能有80%平庸的人,有20%优秀的人。每一代人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不是来自上一代或下一代,而是来自同代人。笛安就写得不错,她那个感觉的逻辑,老是怪怪的,比方说她写到一个事情,好像读者应该高兴的时候,她刚好写出个不该高兴的理由;好像读者应该不高兴的时候,她马上给出一个该高兴的理由。还有张悦然、安妮宝贝,等等,我都零零星星地读过一些。我认为他们中间有才华的人很多。郭敬明的作品我读得很少。还有很多人经常问我怎么看韩寒,我说这个问题我真的回答不了,因为我的女儿就叫韩寒,我回答这个问题有心理障碍。她是“80后”,理科生,做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她也不爱好文学,也不写作。所以我谈到韩寒会有点障碍,两个韩寒总是在“打架”。

  文学诞生的时代,没有报纸、电视,更没有网络,那时候文学几乎是人类用文字语言来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最重要的手段。比如托尔斯泰,他用七八页的篇幅写一个修道院,完全是静态的景物描写,没有人物故事;巴尔扎克写巴黎的一个菜市场或者一条街道,甚至可以写十几页,人们都读得津津有味,因为那时候没有摄影,没有电视,要想了解一个俄国的修道院或者巴黎的菜市场,只能通过作家的笔。所以那时候作家特别牛。

  中国古代的汉赋,主要特征是铺陈,面面俱到的描写,一个建筑,东西南北,里里外外都要写清楚。他们像百科全书作家,那时候的文学包括了地理、天文、植物、动物、医学,因为那时候文学是重要的认识世界的工具。汉赋作家都很高产,我现在用电脑写也没有他们写得多。

  巨大的技术革命浪潮,使我们认识社会的工具出现了迅速的改变,我们了解俄国完全不必再通过托尔斯泰的小说,了解法国完全不用通过巴尔扎克的小说,文学之外的工具代替了文学。

  文学的娱乐功能也在弱化。我小学时如果拿到一本《三国演义》或者《铁道游击队》,这一天就不写作业了,第二天也会逃课继续在家看书。没有广播电视,没有画报杂志的时代,文学是我们主要的娱乐工具。那时候的人要想爽一下,就读小说;谈起文学来像干了坏事一样眉飞色舞。现在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了。

  上世纪80年代《人民文学》发行量170万份,现在我估计不超过5万份,但我说的这个数字也不确切,因为我们去打探这个数字的准确性的时候,他们的编辑会守口如瓶。8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定价大概6毛钱,发行量四十几万,现在这个发行量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巨大的光环。

  大概在30年前,年轻人的征婚广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词语:本人热爱文学,热爱哲学。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说法,如果现在的征婚广告还这样写,可能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我看过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台上的男嘉宾说自己爱好文学的,往往是被灭灯最快的。而且那些人,你也会觉得他们说话确实是语无伦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我觉得文学不会消亡。钱钟书先生说过,任何一个好的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他所处的时代,青年男女谈恋爱最常见的比喻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钱钟书先生问这个怎么画?没办法画出来。今天我们用放电来比喻爱情,我觉得也没法画。就算用镜头能表现出来的比喻也是比较差的比喻,这是图像不可以取代文字的一个重要证明。网络时代,文学应该做加法,就像宋词出现了,不能完全代替唐诗;有了电视剧,也不见得电影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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