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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学年谱

归档日期:09-04       文本归类:八景乡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韩少功,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教师家庭。在他成长的岁月里,这个家庭并不平静。几个成员的坎坷人生直接影响了他的精神气质与创作。

  父亲是小知识分子,地主家庭出身,其时家境已没落。他中学毕业曾当过一阵子教师,也当过地方报纸的记者。抗战爆发,国土沦陷,人心惶惶,学校教学无以为继,他于是投靠了一位在军中的老乡。官至中校。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区,还曾一度担任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与日伪军有过一些规模不算太大的战斗接触。随后,韩父所投靠的将领在权力斗争中逐渐失势,最终离开军队改任长沙市市长。韩父也随之到长沙政府任职。期间兼做一些小生意,攒钱在长沙城墙边盖了一幢安置家小的房子。国内战争爆发后,他参与过组织的一些地下活动,成为“进步军人协会”的活跃分子。解放后,参加的军队,曾赴广西等地剿匪。韩少功出生之时,他正在千里之外的广西参与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一九五四年,他转业地方,先后在教育厅和省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职。在教育委员会,韩父先后执教过的有《辩证唯物主义》、《选集》、《联共(布)党史》等课程。他教学兢兢业业,其教学经验还曾印成册子在各地推广。尽管韩父人生履历中有“革命”的成分,但异质的东西依旧难以抹去。面临“横扫一切”的时代风潮,其处境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九月底的一天,在“文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他果决地以沉入湘江的方式撇清了与家人的关系。虽然韩少功说过:“父亲给我的印象不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但因父亲复杂的社会身份及其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他的离世给予韩少功的刺激依旧很大,有丧亲的悲苦,无所依恃的惶恐,更有阶级区隔下隐形“高墙”强加的时代精神创伤。小说《鞋癖》就包蕴着这种情绪体验:“我”断定父亲还活着,就在某个神秘的角落注视着自己的家人。

  同样,姑母的处境给予他类似的凄苦回忆。她疼爱少功,总能变戏法般哄她开心。但因丈夫在反革命时判过刑,在特定情境下,她甚至遭到韩少功父母不情愿的疏远。《火花亮在夜空》就传达了韩少功对姑妈深切的依恋和同情。《女女女》中,读者亦能看到“幺姑”形象中有她一闪而过的身影。

  韩少功的母亲则是位贤淑、寡言而倔强的妇女。她出身湖北石门县一个大户人家,在北京受过专科美术教育,一度担任过绘画与书法教员。由于接二连三的生育,加上繁重的家务劳动,她不得不放弃公职,成为传统家庭主妇。曾经的新女性,必须顽强面对的是丈夫的自舍与子女的嗷嗷待哺。这些苦难既练就她的倔强与刚毅,也磨砺、重创她的心灵。

  一九五九年九月,韩少功入长沙市乐道古巷小学读书。其时,正遭逢一场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韩少功后来回忆,“很多人饿出水肿病,胖胖的肉没有色彩,父亲便是如此,他走起路来显得有些困难”,“得了水肿的父亲尽管气喘吁吁,经常头昏眼花,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还是把单位上照顾他的一点黄豆、白面,全都分给孩子们吃”[①]。

  在那个时代,要在文化素养方面得到父母特别多的栽培,无疑有些奢侈。在劳动的间隙,韩母依旧会教教幼子写写毛笔字。韩父则要求子女学好数理化,今后凭专业技术在社会上立足。

  一九六五年九月,他考入长沙市第七中学。翌年六月,与同学们一起奉令停课,开始参与。同年十一月,加入造反派组织,参加步行串联和下厂劳动。

  与韩父敏感的嗅觉不同,韩家子女一开始都是“文革”的狂热参与者。大姐是当时湖南著名的“八一九”运动中造反的学生头头之一。韩父奉劝他们当心,大姐拍案而起,吵得天翻地覆。当他阻挠少功上街看大字报时,小儿子也立马翻脸,怒斥他压制革命。

  父亲死于迫害,全家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韩少功随之辍学一段时间[②]。在寻找工作屡屡碰壁的情况下,年幼的韩少功鼓起勇气造访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领导对少年相当客气。少年谈了家里目前的苦难情况,要求单位对父亲的死给一个明确结论,并按政策给予相应生活补助。后来,韩父的问题被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韩家可继续居住机关宿舍,还得到了一定数额的抚恤金。这大大缓解了一家人的生存危机。韩少功也得以继续学业。

  韩少功回校后,发现学校里革命浪潮正日益高涨,老师大多已成为牛鬼蛇神。他属于中的温和派,也是主流派。在斗争中,韩少功学会了投弹、打靶。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还是负责起草各种论战文章,刷写标语,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等。应当说,这里成了韩少功最初崭露文学才华的地方。

  一九六七年八月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遭遇一场“武斗”混战。一颗流弹穿透了他的大腿。在医院还曾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

  其时,在学生当中,读马列蔚然成风。韩少功曾经从母亲那里要来十二元大钱,买下四卷本的《列宁选集》,通读并做了几本厚厚的笔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未到政策规定年龄的韩少功主动报名下乡,落户湖南省汩罗县天井公社茶场。这里,秀美的风光无法掩盖生活的简陋、清贫。农民们早出晚归,依旧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有的甚至劳动一年还要赔钱,饥荒惨不忍睹。迎接知青的自然也是超负荷的劳动与清苦的生活——“那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熔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痂,老伤叠上新伤。但衣着褴褛的青年早已 惯。……我们的心身还可一分为二:夜色中挑担回家的时候,一边是大脑已经呼呼入睡,一边是身子还在自动前行……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发现自己两腿全是泥巴,不知前一个晚上自己是怎么入睡的,不知道蚊帐忘了放下的情况之下,蚊群怎么就没有把自己咬醒。还有一天,我吃着吃着饭,突然发现面前的饭钵已经空了四个,这就是说,半斤一钵的米饭,我已经往肚子一共塞下两斤,可裤袋以下的那个位置还是空空,两斤米不知道填塞了哪个角落……”[③]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个知青读书小组在韩少功的倡导下成立,他们还办起了农民夜校。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特权等深奥内容成了授课的内容。不过,农民只想认字,对各种思想毫无兴致。

  一九七0年四月,涉嫌违禁政治活动,韩少功被公社拘押审查。据他回忆,“违禁政治活动”实是欲强加的“莫须有”罪名。当初读书小组发动农民向有腐败行为的干部贴大字报,但被农民出卖,反招报复。一些干部借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机会,查抄小组成员物品,抓住日记、书信中只言片语,想把小组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最后因证据不足而罢手。从此,韩少功对所谓农民的“先进性”有了新的认知。不过,他仍旧尊重农民自己的逻辑:知青们说的在理,但闹完之后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而他们祖祖辈辈要在那里生活下去,哪能把诸种关系搞那么僵?[④]

  一九七二年二月,韩少功与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转点至天井公社长岭大队,任务是带动那里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地、县两级的基层文化工作典型。这一年,韩少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路》,但未公开发表。当时还有一些文章发表在没有正式刊号的内部刊物上,比如《汨罗文艺》、岳阳的《工农兵文艺》,等等。

  虽然在穷乡避壤,韩少功的阅读面并不过于狭窄。一批内部读物如长篇小说《落角》、《你到底要什么》等,成为知青们私下传阅的宝贝。赵树理、王汶石、杜鹏程、周立波、柯切托夫、高尔基、普希金、法捷耶夫、契诃夫、艾特玛托夫等文学上的启蒙导师,都曾令他内心潮涌,彻夜难眠。

  因创作的实绩,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韩少功被汨罗文化馆录用,结束了六年知青生活。

  随后两年,创作有短篇小说两篇:《稻草问题》(《湘江文艺》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与《对台戏》(《湘江文艺》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另有时论《从三次排位看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一九七五年《湘江文艺》第五期)、《斥“雷同化的根源”》(与刘勇合作,《湘江文艺》一九七六年第二期)。

  这年十二月,韩少功参加高考。本来他填报的是武汉大学,并且按成绩单完全可以录取,但几位朋友成绩不理想。为了今后继续能与他们在岳麓山下一起励志探索,韩少功将志愿改为湖南师范学院。

  年内,韩少功还曾接受写作传记文学《任弼时》的任务,赴江西、四川、陕西、北京等地采访和调查,历时一年多。对王首道、王震、李维汉、、萧三、罗章龙、刘英、帅孟奇、李贞等革命先辈的采访,无疑很大地深化了韩少功对那个年代的历史认知。

  一九七八年三月,就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才踏入大学校门,韩少功的名声就传开了,因他的短篇小说《七月洪峰》刊登在了《人民文学》的最近一期上。

  九月,同莫应丰、张新奇、贺梦凡等人组织了“四五文学社”,并与社友共同倡导省会城市和大学内的“民主墙”,呼吁为“”平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极左教条主义。

  五月,短篇小说《月兰》得到老诗人李季的决定性支持,在《人民文学》发表。但因揭露农村黑暗面,涉嫌“资产阶级自由化”,引来较多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是对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直接对抗。在后来的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得票数非常高,但最终出局,理由是该作品受到苏联和台湾的吹捧。令人欣慰的是,作家收到了几百封农民来信,对他为民请命的小说表示支持和感激。

  十月,韩少功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并经康濯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期间,与广东作家孔捷生一道,探访北岛和芒克等人组织的《今天》杂志,参加了他们的集会和讨论。韩少功还自费买了一百本《今天》创刊号,带回长沙散发给朋友们。

  九月,在群众的吁请下,韩少功介入了因选举区人民代表而产生的学潮。在此过程中,陷入被夹击的“窘境”:批评校方的官僚主义为校方所不满;劝返了静坐绝食的学生,批评激进情绪和违法行为同时又招致激进学生不满。学生的表现让韩少功失望,他们在运动中很快建立“准”官僚体制,让他“看透”了一些所谓的“民主”。

  这次运动给韩少功上了一堂至关重要的课,成为他文学观念发生转变的契机。之前,他的创作有着较强的迎合意识形态的色彩,哪怕《月兰》那样以“伤痕”面目出现的作品亦不例外。自此之后,他的创作开始有了人性的深度,有了多向度的诗性辩证。

  这一年,韩少功的创作成果较多。短篇小说有《申诉状》、《火花亮在夜空》、《孩子与牛》、《西望茅草地》、《癌》等,中篇小说有《回声》,另有文论《学生腔》、《“本质”浅议》。尤其是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十期的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引起了较大反响,获得这一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好人”张种田在乌托邦激情下办出了“坏事”。这种反思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伤痕式反思,而是深入到了人性与革命伦理本身。

  一九八一年,创作有《风吹唢呐声》、《飞过蓝天》、《反光镜里》、《近邻》、《谷雨茶》等短篇小说,文论《留给“茅草地”的思索》。《飞过蓝天》(发表于当年《中国青年》第十三期)获全国五四文学奖,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值得关注,它描绘的鸽子“晶晶”更像作家自身精魂的文学寓言。那种执拗与坚守可以穿越时空,展示永恒的未来性。

  1楼埋红包点赞楼主:廖述务时间:2012-09-18 23:40:00一九八二年二月,毕业离校。分配至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社。

  三月,改编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为电影,后由凌子执导,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

  韩少功这一年对创作总结和反思较多,有文论《读沧浪诗辩》、《难在不诱于时利》、《人:复杂与丰富》、《文学中的“二律背反”》、《作者的性格型智障》等。还创作有中篇《远方的树》。

  一九八三年四月,由于省文化界老前辈刘斐章等人的力荐,年仅三十岁的韩少功当选湖南省政协常委。

  年内,因《文学中的“二律背反”》一文引起争议,再作文论《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对钱念孙等人的观点进行辩驳。另有纪实性散文《莫应丰印象》、《南岳星夜》。

  十二月,参加《上海文学》等单位主办的杭州会议,与阿城、郑万隆、陈建功、李杭育、李庆西、吴亮、程德培、鲁枢元、季红真、李陀、黄子平、南帆等人热烈聚议。尽管此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推动全国“85新潮”和“寻根文学”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但韩少功在回忆文章中认为,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次会议中充其量占据了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⑤]。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文学界有一部分跟韩少功类似的力量已经开始在关心文学与文化、历史的关系问题,希望借此脱离对西方的简单仿制与移植。

  这年创作有文论《信息社会与文学》、纪实性散文《戈壁听沙》。后者早于《文学的“根”》,但表明韩少功已有“寻根”的丝丝迹象。他称戈壁是“孕生中华民族的巨大子宫”,在输送一个个种族远去以后,自己“枯缩了,干瘪了”。在随后《文学的“根”》中,韩少功依旧惦念着这边陲的大漠,呼唤文学“魂兮归来”。

  五月,缺席当选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 ,成为领导干部后备梯队的一员。不过,韩少功对官运仕途之类似乎提不起精神,青联 团会就一次也没有参与过。

  一月,作文辞优美、颇具煽动性且又言必有据的文论《文学的“根”》(《作家》杂志第六期,获《作家》理论奖)。这篇文章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寻“根”“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这些话语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批评道:“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因为,“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显然,寻“根”与中国作家试图确立自身的主体意识不无关系。这篇文章随后引发“文化寻根”的大讨论。韩少功没有停留于理论的自我炫示,很快以创作的实绩呼应自己的倡导,集束抛出一批震荡文坛、风格独异的作品。《爸爸爸》、《空城》、《归去来》、《蓝盖子》、《雷祸》、《诱惑》、《史遗三录》、《老梦》等作品都是在这一年创作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韩少功应邀参加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是他第一次出访国外。美国的现代化程度给韩少功很大的刺激:程控电线电脑、飞机、汽车、高楼大厦、环境卫生,把人震晕了!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是一张五彩照片,中国则是一张黑白照片。不过,韩少功依旧有着一种文化上的强烈自尊,这都体现在了年内创作的纪实性散文《美国佬彼尔》与《重逢》中。在美国期间,一个台湾留学生听说韩少功曾经是时,立时面露恐慌与疑惧。已经成为左翼极端分子的代名词。不过,在旧金山一影院门口,他们遭遇了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女孩,她正向人们散发着纪念“文革”二十周年的传单。女孩不理解“文革”时中国的实际情形,但依旧对它满怀憧憬。传单上的文革式话语,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都有着滑稽的味道。但韩少功笑不起来,因为“任何深夜寒风中哆嗦着的理想,都是不应该嘲笑的——即便它们太值得嘲笑”[⑥]。

  韩少功在这一年创作的主要篇章还有文论《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好作品主义》、《也说美不可译》,思想性随笔《看透与宽容》、《胡思乱想》及序文《男性与无性的文学之后》(发表于一九八七年蒋子丹小说集)等。在《看透与宽容》中,可以读出韩少功散文创作理路的转向:从专注文学到从容、痛切地体悟人生。国外的经历加上“寻根”的演练,他的视野渐趋宏阔,笔触亦愈显老辣,从《胡思乱想》可以窥见一斑。

  是年,小说创作有《女女女》、《暂行条例》两个中篇。前者与《爸爸爸》一道成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

  这一年,韩少功进一步深化了对“寻根”的理论思考。从《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与林伟平的对话录)中,可以读出他对“寻根”的切身体会与反思。

  2楼埋红包点赞楼主:廖述务时间:2012-09-18 23:41:00一九八七年二月,与姐姐韩刚合译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米兰·昆德拉著)由作家出版社内部出版(有删节)。

  这一年,韩少功开始扩张理论“遭遇战”的“战场”。创作有思想性随笔《仍有人仰望星空》、文论《米兰?昆德拉之轻》,纪实性散文《我家养鸡》、《记曹进》、《布朱寨一日》等。前两篇文章表明,韩少功力避千部一腔的懒惰(如“伤痕”、“反思”之类的惯性遗存),孤身折返“政治”的重林,去探开一条曲曲折折的意义之路。小说创作上,有短篇《谋杀》(获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故人》、《人迹》、《棋霸》、《猎户》,承续了前两年神秘、奇谲的风格。另有一些短篇译作发表。

  一九八八年年二月,调海南省文联,举家南迁。其实,一年前,韩少功就参加过《钟山》杂志在海南组织的一次笔会。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在那时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它的躁动、偏远、神秘的未知性,都在召唤韩少功的到来。

  六月,第一次出访欧洲,与陆文夫、张贤亮、刘宾雁、白烨、刘再复、高行健、北岛、张抗抗等人,组成中国作家最庞大的一个代表团访问法国。

  八月,韩少功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开始筹办杂志。同时筹办的还有《特区文摘报》与海南新闻文学函授学院。韩少功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将《海南纪实》定位为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这一定位后来证明是颇有远见的。除韩少功,杂志编辑部成员有张新奇、蒋子丹、林刚、徐乃建、叶之臻、罗凌翩等二十余人。杂志社实行不同于老板制的劳动股份制,它以劳动付出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资本投入的多少来决定分配和收入。韩少功参考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些偏于公共正义的制度设计,制订了一份略具色彩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公约的一些条文引人注目,如主编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交由全员公决,杂志社创获的财富由全员共同管理和支配,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等。一九八八年十月,《海南纪实》第一期出版,创下了发行六十万册的记录。杂志除了一些“解密”的热点稿,还注重对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深度解读与分析,台湾局势、经济改革、“反右”、“”等都成为杂志话语介入的重要对象。

  十月,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的新闻类杂志《海南纪实》奉令停刊,韩少功身为负责人接受政治审查。停刊之后,留下一些资产。在金钱面前,有些人开始提出修改公约的要求,主张在核心成员中进行再分配。韩少功则坚持按照公约和劳动股份制处理资产。矛盾日趋激化。最终,韩少功的方案得以执行:除了按制度给被遣散者预付了三年的工资以外,把价值两百多万元的财产、设备和现金上缴作家协会,近十万元捐献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有数万元以奖金的形式发给函授学院的优秀学员。某些曾朝夕相处的文友,将匿名捐款一事歪曲为韩少功的个人贪污,并向上级官员举报。这无疑深深刺痛了韩少功的心。

  这年作有序文《记忆的价值》。年内,《谋杀》的繁体字版由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出版;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繁体字版由台湾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3楼埋红包点赞楼主:廖述务时间:2012-09-18 23:42:00一九九0年的韩少功,主要致力于散文的创作。篇目有小品《海念》,纪实性散文《陆苏州》、《安妮之道》,序文《民族的长旅》、《比喻的传统》(英文版〈女女女〉自序)、《阳光的文学——长篇小说〈十八园人家〉代序》等。

  《海念》中的韩少功得以暂时从浊世逃逸出来,去海边默想人生的真谛。介入“商海”一年多,浮浮沉沉,韩少功显然看透了许多人、事、物:那些贪嗔浮浪之徒,“他们是小人物,惹不起恶棍甚至还企盼着被侥幸地收买。真理一分钟没有与金钱结合,他们便一哄而散”。[⑦]面对沧海,自然有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瞬时性解脱。韩少功陷入了对堕落、谣言、友情、公道、体面、雄心的思忖,只有在聆听大海的“谶言”时,他神秘的笑了。经由这种历练与体悟,他对“佛”确乎有了一种神会。湖南开福寺的方丈就说他很有佛缘,还曾送过他一套《金刚经》。

  一九九一年三月,韩少功出访法国,历时三月,为旅外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是他一九八八年后第二次出访法国。两次经历,尔后以艺术的笔调反映在《访法散记》中。法国这个人文气息浓厚的国度,更“愿意生活在一只旧梦里”,闲散在噬咬着它的经济,艺术也曾让它失去过风度与气节。即便如此,比之于太多“牛仔”气的美国,韩少功明显表现出更多的赞许。不过,旅法时虽“沉陷”在艺术的幻梦中,韩少功依旧固执地“我心归去”。他说,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

  大致从这年开始,迎来了韩少功创作的一个新动向,也成就了一个绵延数年的散文创作“高峰”。也就是所谓的想得清就写散文,想不清就写小说。甚至于这种边界常被打破,散文的笔调开始弥漫在小说中,倾向于向传统的“文史哲”合一的文体样式“缴械投降”。

  在商海虞诈、“文化精英”满面红光的上世纪九零年代,韩少功开始聆听“灵魂的声音”。思想性随笔《灵魂的声音》创作于这年九月。年度还创作有纪实性散文《然后》、《笑的遗产》、《近观三录》,序文《平常心,平常文学》等。小说创作有中篇《鞋癖》(获上海文学奖)、《梦案》及短篇《领袖之死》。

  年内,法文版《诱惑》与《女女女》由PHILIPPE PICQUIRR出版,法文版《爸爸爸》由ALINEA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月,开始用电脑写作,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夜行者梦语》为后来一系列长篇思想随笔的起始。这之前,有短篇小说《走亲戚》、《北门口预言》,文论《无价之人》,思想性随笔《词语新解》、《闲邮拾零·感觉也可蜕变》,纪实性散文《收水费》等。显然,电脑的使用,加快了创作的速度。随后写作的作品有:思想随笔《作揖的好处》、《处贫贱易,处富贵难》,文论《即此即彼》,序文《说小人物》、《文化复兴的共同使命——兼序〈访台掠影〉》、《多嘴多舌的沉默》(《夜行者梦语》自序)等。

  小说创作成果有短篇《真要出事》、《那年的高墙》、《余烬》以及中篇《很久以前》。

  散文上,从一九九二年年底开始创作《夜行者梦语》以来,韩少功的思索较以前更具学理性、系统性,形成了颇为壮观的长篇思想随笔系列。主要有《性而上的迷失》(一九九三年八月)、《心想》(一九九四年八月)、《世界》(一九九四年八月)、《佛魔一念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美的假定》(一九九五年十月)、《第二级历史》(一九九七年八月)、《熟悉的陌生人》(一九九八年四月)、《国境的这边与那边》(一九九九年十月),等等。这批随笔中的韩少功,介入思想界最前沿、最具“风险”的话题,结合灼人的现实与历代哲人的思想资源走“理论”的钢丝绳。

  除《性而上的迷失》,年度创作的还有思想性随笔《伪小人》、《个狗主义》、《人之四种》,序文《无我之我》(为方方英文版小说集序言)、纪实性散文《南方的自由》等篇目。

  一九九四年,创作有中篇小说《红苹果例外》,短篇小说《暗香》、《山上的声音》。散文有思想性随笔《世界》、《心想》、《佛魔一念间》,文论《闲邮拾零·文学哈欠》、《我为什么还要写作》、《岁末扔书》,小品《四月二十九日》,序跋《鞋癖·跋》、《在小说的后台》(为林建法所编作家编辑印象记选集序言)、《圣战与游戏》(香港版散文集《圣战与游戏》序言),等等。韩少功用散文告诉世人:“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⑧];学问是“做”出来的吗?“小学问可做,大学问不可做。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显然不是一般的学问和知识。他们哪怕从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据,生动的原创力也来自生命的深处,透出人的血温、脉跳、价值观以及亲切的情感,成为一种人生的注解和表达,带着鲜明的个人烙印”。[⑨]这些言说显然将创作视作渗入骨血的生存方式。把韩少功看成一个纯粹的形式的先锋者,显然是匆匆扫过其小说目录的人的妄断。

  年内有中短篇小说集《北门口预言》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韩少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笔集《海念》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法文版《空屋》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随笔集《圣战与游戏》繁体字版由香港OXFORD PRESS出版。

  4楼埋红包点赞楼主:廖述务时间:2012-09-18 23:42:00一九九五年四月,母亲病逝。韩少功在文字中极少白描母亲。在母亲去世前一个月,他写了篇深切地为母担忧的文字——《母亲的看》。岁月过多地折耗了母亲的心智,现在的她喜爱独处,对许多户外活动“怀有深深的疑惧”:甚至于会把友善的医生、温和的护士一律斥为“驴肝肺”。韩少功不无忧伤地揣测:“她这一性格是不是源于一九六六年,我不知道。那一年,我的父亲正是被许多友善温和的面孔用大字报揭发,最后终于自杀。”年老的她终于逃遁到电视这一她总是“胡看妄说”的虚幻世界中去了。但眼中的白内障在扩张,乃至把巧克力当成了猪。这时,站在她身边的少功,她看得清么?看得清他眼中蓄满的泪水么?

  这年五月,韩少功在海南省作协换届中当选为 ,并出任《天涯》杂志社社长,开始作协机关的改革和杂志改版。对这类职务,韩少功有清醒认识。他是这样看待作协的,“由于体制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类文学衙门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已经活力渐失,更有少数在市场化的无情进程中败相层出,苟延残喘。有些在这类机构里混食的人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向政府和社会要点小钱然后把这点小钱不明不白地花掉。这类机构正当的前途,当然应该是业余化和民间化,但革命没法冒进,原因是现在人员得有个地方吃饭。这就是我也当不成改革英雄的处境。”[⑩]在这种情形下,他下定决心将精力投入到《天涯》的改版上。且来看看改版前《天涯》的情形,韩少功是这样描述的,“《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八十年代曾经还不错,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中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门觉得你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新闻出版局的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的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11]这么一个要死不活的杂志,韩少功却用别样的眼光看待它,“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事逻辑。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经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12]在这种干劲的引领下,韩少功大刀阔斧地进行“产品改型”,推出了《民间语文》、《作家立场》、《一图多议》等特色栏目,还维持了《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一般栏目。如是改版,韩少功不觉得有何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13]今天,我们随手翻开一本改刊后的《天涯》,就能体味到这些改革的理念。

  一九九六年一月,《天涯》改版号推出,其反对拜金主义和提倡人文精神的立场受到一些读者欢迎,也引来批评和攻击,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新”、“法西斯”、“奥姆真理教”等等,身负恶名越来越多。文坛争议出现情绪化升温。点名批评他的有张颐武、王干、刘心武等人。刘心武认为韩少功的见解值得考虑,因为韩认定“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张颐武附和说:“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刘心武进一步发挥:“比如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己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很奇怪,这在现代世界很少见了。”[14]韩少功曾经去信《作家》杂志,声明刘心武所说并非自己的观点,不知他是从哪里得来的。现在回顾事件,韩少功的质询其实意义不大,这不是一场发生在同一理论层面的争论,张、刘显然还没有攀爬到应有的高度。这就不难理解随之而来的不是更理性的争辩,而是更加搅浑水的“马桥事件”。

  这里需要提及《天涯》被判定为“新大本营”一事。这与韩少功不惜版面果敢发表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有直接关系,它激起一个不算小的思想浪潮。当然文章也在很多方面呼应了韩少功的思考。不过,至少在主观意愿上,韩少功并不乐于促成一个的“大本营”,他更期待刊物成为“兼容并包”的高端的思想交锋平台。韩少功描述过当时“笔战”的情形,“《天涯》也发表过很多与‘新’相异或相斥的稿件: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设性的辩难。其中任剑涛的长文《解读新》至今是有关网站上的保留节目,是全面批评汪晖的重头文字之一。朱学勤、刘军宁的文字也被我们多次摘要转载。有一篇检讨和讽刺美国群体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还是我从外刊上找来专门请人译出发表的。可惜这样的文章还太少,更多的来稿往往是在把对手漫画化和弱智化以后来一个武松打猫,虚报战功,构不成真正的交锋。我一直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回应汪晖、王晓明、陈燕谷、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新’的文字,想多找几只真正的大老虎来跟他们练一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和一把稀泥处处当好人,更没有挑动文人斗文人从而招徕看客坐地收银的机谋,我们只是想让各种思潮都在所谓‘破坏性检验’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质量的争鸣。这是我在编辑部经常说的线]有这么种“破坏性检验”的雄心,《天涯》成为思想重镇自不待言。

  5楼埋红包点赞楼主:廖述务时间:2012-09-18 23:43:00创作上,一月,《马桥词典》定稿,发表于当年《小说界》第二期。这是韩少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年还有一定量的散文创作,主要有:思想性随笔《实业的道德前提》、《中西各有其“甜”》,文论《批评者的“本土”》、《哪一种“大众”?》、序文《有生命的萝卜》,等等。另外有译作《惶然录》([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著)。

  年底,《马桥词典》被此前的论争对手张颐武指控是“抄袭”、“剽窃”之作,“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照搬”《哈扎尔词典》,有关《马桥词典》的评论也被指控为作者本人的“广告”炒作等等。这些指控构成新闻热点,从北京开始,在数十家媒体上广泛传播,直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上。

  年内《马桥词典》、《韩少功自选集》(四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心想》与《灵魂的声音》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荷兰文版《爸爸爸》由DE GEUS出版。

  一九九七年四月,韩少功对持续不止的谣言浪潮作出法律反应,对制造与传播谣言并且拒不道歉的六被告提起诉讼,其中包括张颐武与王干。

  年度创作以散文为主,主要篇目有:思想性随笔《主义向人的还原》、《很有意思》、《遥远的自然》、《第二级历史》、《空间的政治》、《强奸的学术》,纪实性散文《那一夜遥不可及》、《岁末恒河》、《一九七七的运算》,文论《犯错误》,序文《美丽的眼睛》、《序黑狼笔记》、《傩:另一个中国》、《当年对床夜语》,对话《精神的白天与黑夜——与王雪瑛的对话》、《世俗化及其他——与萧元的对话》,特别报道《亚洲金融风暴观察》等。其中《强奸的学术》、《很有意思》的一些思索自然部分导因于“马桥事件”。此种情形下当然分外怀念《那一夜遥不可及》中昔日那种创作者与批评者的鱼水关系。

  年内有《马桥词典》获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繁体字版分别由台湾中国时报公司和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分别获《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该年度“最佳图书奖”。

  这年创作全为散文,有:思想性随笔《熟悉的陌生人》、《饿他三天以后》、《乏味的真理》、《自我机会高估》、《满足与剥夺》、《道的无名与专名》,小品《八景忆雪》、《人在江湖》,等等。

  一九九九年一月,在有关《马桥词典》的诉讼过程中,一被告在道歉后由韩少功撤诉。其余五被告经多次上诉与申请抗诉,被海南省人民高级法院终审判决败诉并给予处罚。出于重在教育、与同行和解的目的,韩少功没有申请执行处罚。

  十一月,韩少功在海南省三亚南山主持召开“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邀国内外作家与学者参加,产生总结性文件《南山纪要》,对生态环境问题作出意识形态深度分析。该文件后来有英、日、法等多种译本,在国内外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

  这年的创作亦全为散文,有:思想性随笔《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国境的这边与那边》、《时间的作品》,文论《不必苛求》、《Click时代的文学》、《感觉跟着什么走》,对话《反思八十年代》(与甲子)、《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与崔卫平),序文《与遗忘抗争》、《人生的失约者》、《序〈惶然录〉》,等等。

  年内,汉译费尔南多·佩索阿散文集《惶然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韩少功》繁体字版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五月,迁入湖南省汩罗市八景乡新居。韩少功很快就成为乡村礼俗社会有机的一份子。他运用自己的能量尽可能改观乡村的政治人伦,在此意义上,他并不是卢梭意义上的对“野蛮”的纯粹赞颂者,而是积极主动的介入者。他与农民一起斟酌诗词,与村干部一起商讨管理事务,热心村广播、学校图书室建设、道路开掘等公共事务。这种介入为他赢得了“韩爹”的敬称。

  显然,韩少功成就了一种逆时代而行的生存美学,《进步的回退》可看作是他生存之道的一个小小注脚。与农民比较起来,他都有“落伍”的嫌疑——依旧穿着乡村开始废弃的布鞋,依旧用着最为原始的粪肥,依旧在客厅里摆放着囫囵的梓木坐椅。与城里的书生比较起来,他又是重新挽起裤腿走向田地的“落伍”者。作为文人,他炫示的不是某部高头讲章,而是黑汗水流换来的蔬果产量。

  九月,在有关方面劝说之下,在海南省文联换届选举中出任 ,但获准超脱日常行政工作。

  创作有:纪实性散文《我与天涯》、《杭州会议前后》;在法国“中国文学周”上的发言稿《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另有序文《文无恒范》、《体裁的遗产》等。

  年内有法文版《山上的声音》由GALLIMARD出版,在网上被评为该年度十本法国文学好书之一。《马桥词典》被专家推荐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

  6楼埋红包点赞楼主:廖述务时间:2012-09-18 23:43:00二00一年起,韩少功的小说创作活跃起来。这一年创作有短篇《老狼阿毛》、《方案六号》和中篇《兄弟》。另有纪实性散文《你好,加藤》,思想性随笔《人情超级大国》,《进步的回退》(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等。

  年内有译作《惶然录》的繁体字版由台湾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韩少功文库》(十卷)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一年创作主要有纪实性散文《草原长调》、《山之想》(三题),对话《韩少功:不愿意拘泥一法》(与萧文)。

  长篇笔记小说《暗示》由当年《钟山》杂志第五期发表,年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后来获得该年度“华语媒体文学大奖”的小说奖。

  年内还有中短篇小说集《韩少功读本》、《领袖之死》分别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荷兰文版《马桥词典》由DE GEUS出版,演讲集《进步的回退》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年创作有:思想性随笔《货殖两题》、《万泉河雨季》、《山里少年》,文论《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对话《韩少功访谈:选择隐居的先锋作家》(与余少镭)、《文化的游击战或游乐场》(与王尧)、《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与王尧)、《坚持公民写作》(与杨柳)等。《文革:妖化与美化之外的历史》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以后获该刊理论作品奖。

  年内,有理论集《韩少功王尧对话录》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北门口预言》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随笔集《完美的假定》由昆仑出版社出版,英文版《马桥词典》由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暗示》繁体字版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

  二00四年五月,参与修建的八景乡大同村十华里公路峻工,为村民们题写纪念碑文。

  这一年,韩少功的小说创作成果丰硕。有中篇《山歌天上来》,短篇《是吗?》、《土地》、《月下桨声》、《801室故事》、《月光两题》。另有思想性随笔《生态的压力》,文论《个性》、《技术》、《传统》等,讲演《语言的表情与命运》(香港国际英语文学节上的英文演讲),对话《用语言挑战语言——韩少功访谈录》(与张均)等。

  年内,有随笔集《阅读的年轮》由九洲出版社出版,《韩少功中篇小说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韩少功自选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空院残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韩少功中篇小说集》繁体字版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法文版《暗香》由GIBERT JOSEPH出版,英文版《马桥词典》由澳大利亚Harper Collins再出版。

  二00五年创作有中篇小说《报告政府》,短篇小说《空院残月》、《白麂子》;文论有《浑身有戏》、《现代汉语再认识》。

  年内,有演讲对话集《大题小作》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政府》、《暗香》分别由作家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英文版《马桥词典》由美国兰登书屋旗下的BANTAM DELL 再出版。

  二00六年,创作有短篇《生离死别》,长篇笔记《山南水北》,散文《“文革”为何结束?》、《我们傻故我们在》、《山居心情》、《向生而死》、《作家的创作个性正在湮没》等。凭借《山南水北》,韩少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二00六年度杰出作家”奖。

  最近几年,韩少功在小说方面颇有创获。《末日》(《山花》二00七年第十期)、《西江月》(《华语·西部文学》二00八年第二期)、《第四十三页》(《香港文学》二00八年第七期)、《赶马的老三》(《人民文学》二00九第十一期)、《生气》(山花》二00九年第八期)、《怒目金刚》(《北京文学》二00九年第十一期),篇篇出彩。对公共正义的执着关怀,使这组小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书写群落。

  [②] 韩少功:《秋夜梦醒》,《山南水北》,第30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③] 韩少功:《开荒第一天》,《山南水北》,第3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④] 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第6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⑥] 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人在江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⑦]韩少功:《海念》,《人在江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⑧] 韩少功:《圣战与游戏》,《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⑨]韩少功:《心想》,《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⑩] 韩少功:《我与〈天涯〉》,《人在江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

  [14] 刘心武、张颐武:《商业化与消费文化:文化空间的拓展》,《作家》1996年第4期。

  [15]韩少功:《我与〈天涯〉》,《人在江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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